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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民法典》与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

用户:lee 2021-08-25上传 侵权/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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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民法典》与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李飞摘要法定继承决定了股权继承人之间是共同共有关系。《公司法》第75条规定的“股东资格”继承将股权继承成功地引入了继承法、物权法和公司法的交叉领域,具有多重规范意义,并构成理解和解释股权行使规则的基石。同时,《民法典》中的继承法、物权法相关规则已有所增订,必将对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代表人应由遗产管理人充任,其选任须取得共同继承人的一致同意。在股权行使的程序上,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前无需通过变更股东名册的记载表明其股东身份,但就遗产管理人行使股权的内容而言,仍需由各共同继承人达成一致作为前提条件。关键词股东资格继承;遗产管理人;股东名册;一致决;《民法典》中图分类号D922.291.91基金项目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320(2021)04-0161-11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TJFX20-00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63182041)继承法和公司法具有截然相反的目标(继承法的目标是移转财产并在继承人之间进行财产分割;公司法的目标是聚拢财产由公司一体经营,是合并之法、统一之法),股东的死亡触发了二者的冲突[1](P6)。这直接导致股权继承方面产生了众多纠纷,并一度引发广泛关注。由于股权的属性特殊,继承法无力回答股权是否可继承的问题。为此,2005年10月27日修正的《公司法》特地在“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一章增加了第76条以示回应。该条文的规范目的显然是以《公司法》填补股东资格继承的法律空白,确认股权的可继承性:在人合性较浓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资格继承须注意谋求继承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而股份有限公司并无此类人合性的顾虑,其股东资格继承自属毫无悬念。该条文适用至今在内容上毫无变化(历经2013年、2018年两次《公司法》修正后变为第75条),可见,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司法实践的基本需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该条文解决了股权继承的所有问题。最突出的问题存在于法定继承的情形中:继承开始后,股份在共同继承人之间分割完毕之前,作为股东,当然有实现股权内容的诉求,这些继承人在法律上应如何行使股权?特别是在占比甚高的家族企业,创始股东身故前若未能作好财产传承规划,由于持股比例高且遗产分割往往旷日持久,共同继承人在此期间不能依法行使股权势必不利于这期间公司的正常运转。而无论是《公司法》第75条及其他条文抑或《继承法》都欠缺对应规范,这导致司法实践无所适从,无法确保共同继承人合理行使股权。不仅如此,由于共同继承股权的特殊性,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法律问题关涉新时代的《民法典》所涵盖的多个部门法,不仅属于公司法和继承法的交叉领域,也与物权法领域密不可分,可谓是产生股份共有的诸种情形中法律关系最复杂的一种。仅依靠在《公司法》中设置统一适用于各种股权共有情形的一般规则,并不能达到适切地予以规范的立法目的。遗憾的是,在学术研究上,股权继承的研究自2015年完成《公司法》第三次修正后就近乎停滞,罕有专注于共同继承股东资格期间股权行使方面的理论成果。·162·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民法典》中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继承编、物权编对之前的《继承法》《物权法》有关内容均有所修订,这成为从公司法上研究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问题无可回避的民法新知与参照对象。在《公司法》第六次修改已启动的背景下,厘清现行法之解释,使共同继承人得以适法行使股权,对于相关纠纷的预防与解决,以及企业的继承,乃至《公司法》的继续完善,本文均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一、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意义《公司法》第75条所使用的立法表述是“股东资格”的继承。有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该条中的股东资格应修改为股份--继承的客体应是财产,而股东资格的性质与此有别,继承人继承的只能是股份[2](P73)。这种观点从继承法的视角理解股权继承问题,保持了逻辑连贯性,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客观地说,股东在公司的组织构造、权利结构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甚或影响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关乎公司的存续和运营状况。这导致股权不同于其他财产,尤其不能局限在继承法层面理解股权继承。股东资格的规范意义终究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那实务中是如何界定和理解股东资格的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发布实施且至今仍有效的《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一)》第11条对股东资格的内涵作出了界定:“股东资格是投资人取得和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更有甚者,审判实务中还概括出了股东资格的外延:股东资格是身份权与财产权高度结合的产物(张某某与福州市台江区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登记二审行政审判书[2015]榕行终字第348号;廖天亮诉石河子建筑规划设计研究院股权确认案[2010]兵八民二终字第138号)。这就意味着,股权继承是全面概括的继承,既包括股权中的财产性权利,也包括非财产性权利[3];既包括自益权,也包括共益权[4](P45)。就此而言,股权继承尽管未脱离继承法规范,但借助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表达已然跨入公司法领域。为了更全面地阐释股东资格继承的规范意义,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展开说明。其一,股东资格继承遵循了继承的法律规则。根据《民法典》第1123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若没有遗嘱、遗赠扶养协议,就按照法定继承办理。第1126条至第1132条规定了法定遗产的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条件、份额、分配原则等事宜。在遗产分配之前,由于每个继承人应分取的份额尚不确定,所以继承人对遗产的关系肯定不能是按份共有,只能是共同(准)共有。同时,依《民法典》第308条的例外规定,共有关系不明时,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时视为共同共有。法定继承的继承人之间一般具有家庭关系,自然将继承人对遗产的共有关系视为共同共有,这也呼应了上述推论。因此可以明确地说,继承人对股权共有的性质是共同共有。在共同共有期间,每个继承人对外无法单独表达其意思表示,只能借助决议机制形成统一意见,以继承人整体的名义行事。股东资格的继承在股份分割前维系了一个继承人利益群体,恰当地对应、衔接了这一运行规则,避免了在《公司法》中特意作出另行安排而使法律关系复杂化。其二,股东资格的继承体现了《公司法》对继承有关法律规则的改造。根据《民法典》第1161条第1款规定的限定继承,若非继承人自愿清偿,继承人只继承遗产实际价值。限定继承在股权继承场合却面临着难以适用的困境。例如,当股东死亡前尚未缴清股款,继承人若非通过转让股权份额等方式获得对价则根本无法适用限定继承,难道要将死亡股东的投资额、可分配的盈余等减去其尚未缴清的认股款?可以想见,若强行适用限定继承,不仅将使法律关系复杂化,还对其他股东造成不公,甚至会给公司正常运营带来不利影响。主张采用股权继承的表述很容易忽略这个问题,因为这仍然是继承法上限定继承的思维所致。而股东资格不仅涵盖了股权,同时也容纳了股东所负债务的范畴[5](P448);而股份则只包括权利,不应包括股东对公司的义务[6](P65)。《公司法》规定的股东资格继承表明,继承人若不放弃继承股东资格,则继承的客体所包括的股权和债务就要一体承受,《公司法》上规定股份共有制度的两个目的[7]之一就是“确定共有股东连带缴纳股款的责任”(P161)。结果有可能因债务额度高于股权而需以固有财产承担清偿责任。这就意味着《民法典》中继承编部分确立的限定继承于此将不再适用,并开始呈现李飞:《民法典》与共同继承人的股权行使·163·出股东资格继承在《公司法》上有区别于继承编的规范意义。其三,股东资格继承有助于进一步廓清对股权性质的误解。公司既然属于社团法人,那么,每个股东基于团体成员的资格而享有成员权[8](P221)。所谓的成员权就是股权,即股东基于股东资格对公司享有的法律地位[9](P158)。从股权与股东资格的关系来说,股东资格是股东享有股权的前提和基础[10](P242),股权是股东资格的实质内容[11](P98)。现行法立基于公司作为社团法人的属性,将继承的客体表述为股东资格,注意到了股东与公司的依存关系。从法律上说,股东出资之后丧失了出资财产的所有权,换得了公司的股份,即获得了对于公司而言的成员资格和地位,而非公司的资产。因此,股份曾在英国的法院判决(Blighv.Brent[1837][2Y&CEx.268])中被形象地认为是股东个人人格的延伸,股权浓缩了股东对公司享有的财产权和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正如法院判决书(李某1、李某2法定继承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9]辽02民终4301号)中所言,股权绝不仅是财产权的重要载体,还包括涉及公司经营管理的具有股东身份才能行使的表决权、知情权、建议与质询权等权利,这就决定了不能单纯地以普通继承的方式来处理。由此可知,关于股权性质的“社员权说”契合了股东资格继承中共益权保障的特殊需求,至少在共益权行使问题上①,较之“所有权说”显然更胜一筹。更何况,《公司法》第3条通过将公司界定为“企业法人”间接承认了公司的社团性[12](P7),“社员权说”可谓据此得以站稳脚跟。相反,那些忽略股东资格而将股权认定为财产权的观点只留意到了股东对股份的持有关系,事实上其理论基础在于经济关系而非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这些观点要么执着于股权对应的股份是公司资本之成分的观念,要么仅从经济实质上抱持着股东是公司的所有人的直观理解而忽视其间的法律实质。因此,这些认识不恰当地简化了股权的丰富内涵,将股权理解为财产权并以继承法规则作为规范依据当然不够稳妥。其四,确保了公司股权结构的稳定及公司的正常运转。从股东死亡至股份分割期间,股东资格继承事实上维持了股权共同持有状态,确保了股权的集中行使,基本上不会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从而不会对公司的管理和经营带来实质改变,公司得以按预期、有计划地稳步开展各项工作。其中的根源在于,股东资格的继承构成了继承人之间须得凝聚共识、共同决议的机制,各继承人不能依照个人的意愿任意分化股东资格而行使对应的股权。如此一来,统一行使股权从根本上巩固了既定的股权结构,维护了公司的经营秩序。否则,不承认对股东资格的继承,共同继承人就无法行使股权中的共益权,而必须要等到遗产分割后成为股东才能行使。这段持续时间一般较长的“权利真空期”对公司往往不利,遂有股东资格继承的立法表述[13](P73-74)。这样,共同继承人获得了行使股权的机会,权利真空被消除,公司运转受到的负面影响得以尽可能减少。其五,遵循了公司的强制性法律规范。为了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现行法对其股东数量作出的最高限制属于强制性规定。而有限公司的股东死亡后,继承人关注的主要是股权的获取,很可能出现继承人继承股权后公司股东数量超出50人上限的情形,或者因股东人数过多造成公司效率降低而影响公司发展[7](P349)。在股份分割前,继承股东资格为避免这种境况提供了缓冲的契机,继承人之间可以通过股份让与、代持等协议作出相应安排或者变更公司的组织形态。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无疑有利于在有限责任公司内部实现继承人与其他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综上,现行法将股东资格作为继承的客体并非无稽之谈。股权的继承不能仅以有关继承的法律作为唯一的依据,基于股权的特殊性,更应将公司法作为主要的规范依据。股东资格继承符合继承法的逻辑,扬弃了物权法的理念,并准确把握了公司法视角下股权继承的规范意义。这为分析共同继承股权的行使问题奠定了基础,并成为构建共同继承股权行使的相应规则时无法割舍的法理源头。①从股权性质的所有权说、社员权说、债权说来看,在权利限制及行使之差异方面,社员权说对于共益权之保障较为有力。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164·二、共同继承股权的行使者及其选任如前所述,股东死亡后至股份分割前,数个继承人就死亡股东的股份形成了共同共有关系。在此期间,不免会出现股权行使的需求。对此,有人提出,为了防止数人共有一个股东资格在行使表决权时产生争议或麻烦,认为继承是对遗产的分割,不仅是对财产份额的分别取得,也包括各继承人股东资格的各自取得[14]。该观点自然认识到了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复杂性,试图通过使各继承人分别获得股东资格的形式把问题简单化处理,可谓从根本上否定了股权共同共有关系的性质,违背了《公司法》第75条关于“继承股东资格”的立法设定及其规范意义,实不足取。既然共同继承人共同拥有一个股东资格,那么,为保障股权的有序行使,应考虑的首要问题就在于具体由谁来行使共有股权。(一)共同继承人的代表人由遗产管理人充任共同继承人虽为多人,但继承股东资格的立法意味着共有的股权是单个权利,那就有必要区分各共有人的个人意思和共有人的共同意思。一般来说,为便于共同继承人对外行使股权,同时也便利公司向共有股东履行分配和通知义务,需要建构共同继承人代表机制,规定共有股份的股东应确定一人行使股权[7](P161)。公司法是规范股权继承的特别法,应优先适用[15](P315)。然而,《公司法》中并未规定数个继承人共有股权行使的主体。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由于数个继承人只能共享同一股东资格以及股份的特殊性,导致不能以物权法规则作为数个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依据;为此,应学习域外典型的立法例,在《公司法》上确立共有股权行使代表人的地位[16](P88)。该观点及其理由不无道理,但是否就要因此在《公司法》上规定共同继承人股权行使代表人的地位则有待商榷。首先,有必要在立法上确立共同继承人行使股权的代表人制度。与意定共有和法定共有下的夫妻共有相比,继承共有中的数个继承人因被继承人死亡这一事件而形成了利益关联,但数个继承人之间既缺乏意定共有中的合意,也没有夫妻共有中基于合意所缔结的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期待共同继承人可以顺畅地约定管理协议,商业活动的效率要求及商法维护效率的原则自难实现;而所谓的共同管理本质上是各自单独管理、各行其是,与共同继承人共享一个股东资格的规定背道而驰。因此,《民法典(物权编)》规定的共有人管理共有物的两种模式不敷使用。正如一份涉及共同继承股权转让纠纷的判决书指出的那样:股权共有并不能完全适用物权共有的规则,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民事主体共同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中一人行使股权的效力应及于全体共有人(张诚、岳季与陆贞芳、沈玉琴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2015]浙嘉商终字第587号)。而为了杜绝可能发生的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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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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